数字时代玩与劳动的深刻转变：游戏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耦合

数字时代，为何“玩”成了一种劳动

胡谦 吴鼎明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让“游戏”成为“劳动”的可能性，“游戏劳动”的戏称逐渐流行。 “游戏劳动”一词最初是在朱利安·库克利希（Julian Kücklich）的《不稳定的游戏劳动：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中提出的。文章指出，游戏模组爱好者凭借忠诚度和创造力，大大降低了游戏的研发和营销成本，并通过游戏品牌的“免费”推广成为游戏行业的“劳动后备军”； “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正在逐渐融化，两者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玩工作”和“玩劳动”的出现。

现在有一个词叫“玩劳动”

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扩大到以“知识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从事“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非物质劳动生产。这种“知识工作者”拥有“与文化信息内容相关的智力技能；手工技能，侧重于创造力、想象力、技术和体力劳动技能）；企业管理技能体现在管理社会关系、构建工人作为整体的社会协作中。网络空间里，积极、自由地参与网络内容生产实践的人们，就像一个“呼之而来，呼之即去”的新型劳动群体。

事实上，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解释，“playbour”或“playbour”作为“play”（玩耍）和“labor”（劳动）的复合词，在含义和沟通上都有很大差异。的矛盾。事实上，“玩劳动”更像是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命名方式。 “玩劳”并不是语义层面上“玩”与“劳”的简单叠加。 “玩”是外在形式，“劳”是核心含义。所谓“玩劳动”，实际上是指数字劳动Gamify运营。

为什么“玩”变成了“劳动”？两者在逻辑演化上有何关系？首先，“游戏”具有“玩”和“游戏”的双重视角。游戏（play）是社交性的，其外化是游戏（play）的同意和生产，期待“玩家”的自由、投入和创造。其目的是保证游戏的连续性；游戏（game）是生产性的，它被外化为游戏的强制性质，强调规则、封闭性和竞争性，目的是使游戏更具挑战性（以输或赢的形式）。其次，通过“游戏”的社会性和生产性本质，我们还可以探讨“游戏”与“劳动”范式的兼容性。 “劳动”与“游戏”也蕴藏着生产力与社会性“有限与无限”的两套关系，这就是“游戏”与“劳动”“联合”背后的底层逻辑。此外，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玩劳动”的工场，“游戏”被推到“台前”，“劳动”和剥削则隐藏在“幕后”。

幕后，“强制”与“同意”并存

从“玩劳动”的出现开始，可以有效揭示“游戏”背后的思维，本质上掩盖了“劳动”下混合的多种经济力量和各种权力博弈的动态关系：社交媒体用户对“劳动”的反应参与“游戏”掩盖了“游戏规则”中隐含的强制性生产关系；同时，通过“游戏”构建了一种用户默许的社会同意关系。正是“强迫”与“同意”的“游戏”共存机制，构建了“玩劳​​动”的“霸权”共识。

凝聚社会共识不仅依赖于网络时代媒体对公共事件的解读框架，还依赖于群体成员在时间（一定时代）和空间（一定地理环境）上的限制。然而，随着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劳动群体的共识建构日益显现出复杂、不确定的因素。围绕社交媒体和其他新兴通信技术未来生活方向的神话——娱乐、民主化、参与、知识共享和信息自由——不断被庆祝和挥之不去。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做的一系列无偿劳动，有助于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上传图片和文字、制作音频、发送电子邮件、分享音乐、转发推文……“玩”与“劳动”的区别” 变得模糊。之间的界限。因此，以游戏为渲染，“玩工作”被嵌入到旧时代的劳动剥削制度中。 “游戏”作为“玩劳动”的象征，隐含着“强迫”与“同意”的并存逻辑，是驱动数字剩余价值创造和占有机制、制约资本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双重驱动力。并及时“劳动”。

利用“游戏”的“强制”与“同意”并存机制，构建“玩劳动”的“霸权”共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交媒体的商业运作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条路径：

一是基于用户趣味需求的“装扮”工作。 “劳务招聘”逐渐从“用户注册”环节开始。通过上传头像、设置账户昵称、个性签名、填写性别、年龄、地区、学历等个人信息，“装扮”并丰富社交媒体上的数字身体和归属空间，勾选按钮即同意免费使用协议，并向第三方服务商提供个人地理位置、手机通讯录信息等权限，用户逐渐被“吸纳”，转变为平台产业运营中的“玩家”。当“扮演工人”从事“假装”劳动的实践时，意味着用户在不经意间就社交媒体商业运作背后的强制生产关系和价值剥削体系凝聚了“共识”。二是依托网络新型人际关系的社会劳动。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发现”或“认识”世界，无形中构建了与社会的联系网络。社交媒体拓宽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纽带，帮助用户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完成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媒体技术“追踪”和“监控”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社交痕迹，比如“点赞”、“转发”、“消息”等最简单的使用数据，并处理并整合成商业数据包与使用价值。资源，后期为目标用户精准投放广告信息提供决策依据，实现信息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完成数字资本的积累和变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之所以能够吸引用户参与数字劳动力，让用户体验到没有剥削、没有压抑的幻觉，就在于游戏（玩）本身给人们带来了多维度的体验。轻松、自由、简单和愉悦的感觉。情感体验；并且用户“只有‘出现’在互联网上才能被社交圈所感知。”用户必须使用主流社交媒体来维持社交关系。 “如果他们停止使用这个平台，他们不会死，也不会死。”不会被杀死，但可能会更加孤立”。因此，数字社会劳动的“游戏化”不仅创造了用户自发贡献的“约定”，也在不经意间生产和掠夺了更多的数字剩余价值。

它仍然是“赤裸裸”的业务逻辑

一些西方学者敏锐地提出，一种以数字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型劳动形式，即“数字劳动”已经开始出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玩劳动”是数字劳动的典型表现，并没有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事实上，在社交媒体领域，“数字劳动”的创造者以游戏（玩）作为“劳动”的表征，以社交媒体作为剥削的载体，用吊诡的手段驱使、迷惑、粉饰、和增强。 ，耦合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

与其认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以低成本甚至免费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多种功能体验，不如直接说此类平台以游戏（玩）的名义作为“诱饵”，招募用户参与“劳动”。社交媒体除了通过连接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来实现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数字生存”之外，还构成了人们的“在世”，让用户在没有社交互动的情况下生活越来越困难。除了媒体之外，高层的机构设置也是精心策划的。计划，如制定完善的用户等级分级体系、详细的积分兑换标准、严格的量化评价体系等，鼓励用户投资游戏（玩法）制作，从而驱动数字资本增殖机制，最大限度地诠释和实践。数字劳动中“游戏”精神的特征这种“游戏”的激励动机可以体现在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功能的分层满意度上。用户为平台免费参与的长期创意活动、内容的二次制作和制作、网络社区的日常更新和维护等活动，不仅仅是在游戏（玩）游戏中“赢得”的奖杯，例如用户利用社交媒体维持社会关系、促进线下活动发展、提高现实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掩盖了游戏如何将他们“吸纳”到数字资本的生产再生产机器中、数字化的事实劳动。简而言之，“游戏”驱使用户自愿将大量剩余劳动时间“贡献”给资本积累。本质上，与其说他们是“指尖触摸屏高手”，不如说是“创新思维的无能孩子”。 ”。

尽管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以游戏为噱头，承诺为用户提供平台功能的免费接入和使用，但资本主义不可磨灭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决定了这样的承诺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以达到有效赎回的目的。资本以“时间殖民”的形式耦合不同历史阶段资本逻辑的连续性。夺取剩余价值和资本始终是其最终目标。作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生力军，用户少至“点赞”、“评论”、“转发”；上传个性化图片和文字、分享音乐或发送电子邮件；在互联网上结识新网友，或浏览或关注他们“挂”在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等一系列社交行为；在社交媒体上管理社会关系、维持家庭关系和友谊、参与虚拟社区建设以及其他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交流实践所花费的在线时间，本质上都是没有工资的剩余劳动时间。用户这次花费时间生产的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被转化为“经济资本”，以填补资本积累的缺口，但用户并不享受社交媒体公司支付的就业机会。从薪资上来说，用户的付出和回报是极其不成比例的。正如相关学者直言，用户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工作，得到的“奖励”只是“交互过程中交流的乐趣、信息的自由请求、社交关系的扩展”。

“游戏”的同意机制给予社交媒体用户最大限度的个人选择，然后引导他们只有在维护规则（强制）的前提下才能享受自由“选择”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记，即使就“选择”本身的意义而言，仍然存在很多谜团。这是因为在“游戏”中，这种所谓的性格选择是预设的，雇主已经为用户提前设置了所有允许的选择。所谓“选择”的范围本质上还是有限的。 “游戏”创造的神话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贴心”广告，但这种定向广告却充当了“一种新的图腾形式，构造了无数让消费者低头膜拜的神话”。他们。”通过吸引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时间并产生更多数据，就能将更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所谓“个性”，是由游戏（play）构建的神话。本质上，它是一种机械化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塑造的伪人格、伪选择，并非来自用户内心的考虑。 “游戏”神话中包装的个性化内容产品及其功能体验“具有适得其反的异化效应，进而规训、同化甚至吞噬、解构主体的思维和行为能力”。

（发表于《媒体观察》2020年第8期，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为何“玩”变成劳动——以游戏（玩）之名耦合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省略，学术引用请参阅原文。）

【作者简介】胡茜，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

吴鼎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