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吉尔1957年首次访问上海的历史回顾与个人感受

作者：玛丽·克莱尔·贝尔吉尔

来源：别吃我的小米，原文选自《上海历史：通向现代性之路》

我不能说这是对上海的一见钟情。 1957年10月，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完国庆大典后，我第一次踏上上海。与首都北京相比，上海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省会城市。初来乍到，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座古老的帝国主义堡垒。棚户区的过山车成为革命胜利前工人阶级苦难的见证，难免激起我的愤怒，而上海郊区正在建设的新工人村里灰色的水泥建筑则让我敬佩。当我参观人们热切向我展示的一切时，我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我完全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之中。

我第一次在住的大酒店里感到不舒服。这是一家豪华酒店，至今仍保留着舒适的套房、古老的银器和训练有素的服务员。我是那层楼唯一的房客。穿着白色制服的楼层服务员低声说话，默默行走，如同游荡的幽灵。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楼梯间遇到了一对英国老夫妇。他们的着装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贫困生活完全不相适应。男人西装革履，女人金发碧眼。盘头。透过他们的身影，那座失落的大都市的幻影似乎隐约重现。当时的上海已经进入共产主义革命近十年了，但以前的西方侨民和旅行者仍然生活在丰富多彩的记忆中。虽然我与上海的过去毫无关系，但我却慢慢地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我对这座被历史风暴吞没的城市产生了迷恋。

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我参观了新中国的建筑工地、学校和幼儿园。回到法国后，我投入到上海历史的研究中。当时我的研究仅限于租界的历史，包括曾经使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公共租界，以及它的商行、银行、造船厂和工厂。企业；新兴的法租界曾将上海称为“东方巴黎”，这里绿树成荫的街道和时尚的商店，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革命激进分子。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清楚地认识到，上海无论多么疏远，它仍然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补了以前租界的空缺。没有他们的认可和合作，任何计划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征。这座城市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找不到的。亚洲和非洲的其他殖民地地区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现代性的概念受到质疑。由于它与西化关系如此密切，人们认为它只能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蹩脚的借口。一些从事上海历史研究的学者为上海的殖民现象定下了基调：上海只是外国在中国的飞地，是中国土地上的毒瘤。如今，上海本质上所固有的现代性已无争议，但人们试图给上海本身增添更多的尊重，指出该地区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这一演变带来了上海本质上的现代化。这一新的提法也符合中国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论点。然而，外国人确实和中国人一样在上海的腾飞中发挥了作用，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容易抹去。正是因为中外的碰撞、合作、竞争，上海才成为一座国际化、创意化的城市。在这个乡村传统和官僚统治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国家，上海是接受西方文明并使其与民族文化相兼容的现代典范。

与西方人长期以来的想象相反，19世纪中叶的上海不再是一个贫穷的渔村。它没想到外国干预会奇迹般地将其变成经济和金融中心。当时，上海人口已达20万左右。它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行政中心，一个活跃的区域市场和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港，接收往返于中国沿海甚至日本的船只。然而，在富饶的长三角地区，上海与其他富裕、活跃、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五个向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此之前，清朝一直拒绝与西方国家进行任何政治、经济往来，直到鸦片战争（1839-1942）后被迫做出让步。清政府抵抗英军的目的是为了制止非法鸦片贸易。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毒品贸易，但外国商人仍不断向中国输入鸦片，将非法贸易所得作为在中国购买茶叶和丝绸的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来说，欧洲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迫使中国与他们建立正式关系。在“开放”的港口中，上海内河港虽然地处长江狭窄支流黄浦江畔，但由于地处华中、长江与长江之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显露出来。三角洲地区。的出海口。几十年来，上海已成为外国企业家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在当地商人的帮助下，外国人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日渐衰落，共和制度举步维艰，租界因受中外条约特权保护并享有自治权，成为外国侨民和众多华人的避难所。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中国动荡领土上相对安全的岛屿，上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寻求利润的商人，并为他们提供了多元文化接触的机会。 17世纪初期，耶稣会传教士到达北京清宫时，活动主要限于文化交流，并被允许接触宫廷高级官员。然而三个世纪后，欧美企业家在上海的主要交往还是商业贸易。 、财务技能和生产流程。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亮的文化名城。在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碰撞以务实的方式得到平衡。当地社会对外来事物的接受以及外国人对新的工作生活环境的适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对于中方和外方来说，这里涉及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化人，而是商人和冒险家，他们的目标是尽快使各自的利润手段合法化。他们无拘无束的灵活性，为上海社会传递出非凡的活力。这个社会远离皇权中心和西方世界，是一个拓荒者的社会。商人和黑帮，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清廷对北京的干预和外国列强的介入等等，这些群体的不同程度的参与或多或少地缓解了社会的混乱。

与西方列强相比，清廷在实力上处于劣势，因此双方对上海的插手或干扰程度并不相同。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中外商人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外国商人依赖各自的领事馆、船只和大炮，而中国商人则从衰落的清朝得到更多的剥削而不是支持。即使是1911年革命后新建立的共和制度也抛弃了它们。但在上海，这种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获得的特权，自然不会体现在经济利益上。正如中国历史文献所言，中外集团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石子相撞的关系，而西方人仍然陷于旧帝国主义的错误意识之中。

上海及周边长三角富裕地区有着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这些地区根据密集的纵横水网分布，实施区域建设、物资交换、资金流通。所有活动都在组织严密的行会办公室的控制下。由于长期禁止外国人进入内地市场，外国人为了发展与内地的关系，不得不与当地的行会组织合作，并且常常要忍受行会提出的各种条件。面对欧美商人手中的免税、先进技术等王牌，华商利用与当地各机构的密切关系以及行业组织之间的高度融合来与之对抗。如果说外国人控制了上海与西方市场之间的联系，那么中国人则继续控制着内陆省份的开放港口和物流管道。上海经济的运行有赖于这种中外商人的相互合作。这种讨价还价的合作，使得利益分享多少有些公平，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相反，这种中外合作在文化交流方面显得极不平衡。当中国人学习生产技术并建立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时，外国人充当了榜样。但这种借鉴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模仿。西方经验进入中国传统体系后，虽然改变了体系的运行方式，但在移植过程中也失去了味道。即便如此，由于外国人的傲慢和特权，这种借用带来的文化适应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耻辱。然而，在上海，普遍存在的仇外心理以现代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旨在接受和应对西方以经济现代化、物质丰富和社会进步为重点的挑战。上海，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也是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群众发动革命最早的城市。

上海的神话包括妓女、毒品和黑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第一部分《开埠》中，我们看到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活动的中心。以这一演变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上海定居（第一章），利用动摇清朝根基的社会动乱，在租界创建了一个基本自治的华洋社会（第二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买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外商人合作的关键人物（第一章） 3）。推动上海发展的人士来自中国各省市，来自欧洲主要国家，来自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西方殖民国家。这些不同群体的人口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语言、习俗和兴趣的差异使他们孤立起来，并继续为当地社会的变化创造条件（第4章）。外国社区之间的这种分裂也凸显了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这种族群划分、使它们竞争与合作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各自的让步（第五章）。 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遇到困难，上海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榜样，并试图走共和之路（第6章）。

第二部分“大都市”主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发展历史。这一时期，上海的发展达到顶峰，以其现代化影响其他沿海地区，并在内陆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中国资本主义迎来了黄金时代（第七章）。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组织中也有来自西方的领导人（第八章）。 1927年以来，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使上海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成为一个非现代政权的现代展示柜（第九章）。这一时期的繁荣和相对稳定孕育了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第十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个时代的终结”成为第三部的主题。被日寇占领的上海失去了国际地位，租界被汪伪政权“收回”。汪伪政权完全是法国维希傀儡政权在中国的翻版。经历了杀戮、屈辱和饥饿的上海，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第十一章）。 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了上海短暂的恢复期。当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不断在全国取得胜利时，深陷通货膨胀、腐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上海却被动地迎来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章）。 12）。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的历史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那时的上海抛弃了一百年来以市场经济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性（第十三章）。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上海重新焕发了活力（第14章）。中国政府计划将上海重建为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